與此同時，美國多年的極限製裁下，伊朗的經濟狀況也在惡化。過去10年間伊朗貨幣已經大幅貶值，加上高通脹，給伊朗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。

最近，特朗普政府上台後，揚言要切斷伊朗對外石油貿易通道，對伊朗肆無忌憚地“極限施壓”。

但是這麼多年下來，伊朗早已經很明白美國是個什麼路數了。麵對特朗普“要麼談協議，要麼就等著軍事打擊”的恐嚇，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，立刻表態：伊朗不會被脅迫著與美國進行談判。

可以說，眼下伊朗麵臨經濟、安全的雙重重壓，按照常理，接下來，如果沒有其他變量，事情很難有轉機。

實際上，不論是美國2018年對伊朗的極限施壓，還是上一屆政府對伊朗的接觸、緩和，都沒有從根本上為伊核問題的解決帶來實質性的進展，相反，極限施壓、反複無常，反而加深了伊朗的不信任和抵觸，並激化了伊朗的行動。

一個直接的表現是，這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，一段時間裏，伊朗曾與美國、以色列進行了激烈的鬥爭，特別是對以色列的軍事襲擊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報複性打擊。

現在，伊核協議框架內歐洲的偏移，加上美國新一輪的極限製裁和軍事打擊威脅，無疑是給局勢“火上澆油”。

不過，影響事情走向的還有第三個變量。

回到最初的問題，為什麼是中俄伊第一次在北京一起坐下來談伊核問題？

現任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會長的成競業，曾經是伊核談判中方代表團成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