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，當地已經對相關責任人予以處罰。而從這份通報所披露的一些細節，我們或許可以一窺“鄭州賦紅碼”事件之中所波及的範圍之廣。通報顯示，共有1317名村鎮銀行儲戶被賦紅碼，其中446人係入鄭掃場所碼被賦紅碼，871人係未在鄭但通過掃他人發送的鄭州場所碼被賦紅碼。這個數據是相當驚人的。試想，極個別官員“擅自作出的決定”，沒有任何法律支撐，就可以限製一千多人的人身自由，況且其中大部分人還不在鄭州，其中權力濫用的隨意性可想而知。

從這個角度去看，即便是現在當地已經對相關責任人予以問責，但事件背後所涉及“賦碼機製”的隨意性依舊需要引起相關方麵的重視。對於一個信任法治、依賴法治的社會來說，這其中所涉及的問題相當重要，必須引起各方的警示。

此次當地對相關涉事人員予以問責，無疑是一個提醒——健康碼隻能用於防疫，這條基本原則在任何時候重申都不為過。在此時，如何運用健康碼無疑代表著一種防疫運行機製是否完善和順暢，健康碼一旦被個別人濫用，超出防疫應有的範疇，那麼顯然會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。

誠如通報所說的那樣，擅自對不符合賦碼條件的人員賦紅碼，嚴重損害健康碼管理使用規定的嚴肅性，造成嚴重不良社會影響，是典型的亂作為。這樣的亂作為最終帶來的會是社會信任度的喪失，也會對當地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帶來非常大的傷害。

說到底，在法治社會的語境下，健康碼不僅僅是作為一種“新生事物”所存在，它的存在也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管理與服務機製的產生。因此，健康碼必須要在法律規定的範疇內得到善用而非擅用，如果超出邊界，則會引起廣泛的關注、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。在此情況下，唯有及時對相關人員依法依規予以嚴肅問責，才能真正保障健康碼不被濫用，維護健康碼的嚴肅性和正當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