△《紐約時報》報道，特朗普下令近30名駐外大使返回美國，如此規模的召回在美國外交史上從未發生，此舉將令美國外交隊伍出現巨大空缺。

輿論反應不一

事件發生後，主流媒體和外交界人士大多用“清洗”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此次動作，認為在裁減國務院編製、削減外援、削弱多邊承諾的背景下，再掀一輪針對職業大使的人事地震，會進一步侵蝕美國的專業外交能力。前駐北約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體上直言，這是一場“絕對的災難”，認為特朗普政府正在係統性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和協調能力，讓原本就吃緊的外交一線被迫“戴著眼罩作戰”。

與之相對，有保守派媒體和特朗普核心支持群體則認為這是“讓外交官聽從民選總統”的必要調整，強調大使是總統的個人代表，而非“獨立王國”，總統有權撤換不完全認同“美國優先”路線的職業官僚，以免他們在氣候、移民等議題上“陽奉陰違”。在他們看來，該動作是總統兌現競選承諾、打破舊體製的標誌性動作，哪怕付出一定外交成本，也值得。

△美聯社報道，此次召回大使動作中，被召回人員主要來自美國駐非洲和亞洲的外交機構，均是在拜登政府時期上任。

與新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同頻共振

如果把此次人事震蕩放在12月初剛公布的新版《國家安全戰略》背景下，邏輯就會更加清晰：這場大使召回更像是戰略文本在人事層麵的即時配套。

新版戰略在原則層麵明確提出，對外政策不是抽象意識形態，而是“以什麼對美國有效”為中心，並用“美國優先”進行了概括。更關鍵的是，它強調“戰略必須評估、排序、取舍”，不可能對所有地區、議題平均用力。在具體區域思路上，新版安全戰略把西半球置於極高優先級，提出要“重申並執行”門羅主義，強調在西半球控製關鍵資產、通道與戰略要地。同時，文件還把經濟工具的分量拉高，提出要把商業外交、關稅與對等貿易安排當作強有力工具，並要求駐外體係更主動服務美國企業競爭與供應鏈布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