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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政府的几步错棋:咸丰帝遗嘱政治隐患极大

2017-01-25 10:46:20   惟维

自鸦片战争以来,清政府内忧外患,民族矛盾越加严重,阶级矛盾也日益激化。清政府国力日益不足,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客观形势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中央政治体制竟一波三折,引发一系列错误,更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趋紧张,多重矛盾交织,形成了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。
 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处置不当,咸丰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庄,最后死在北京故宫之外。在继承人问题上,咸丰帝的遗嘱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隐患。他一方面考虑到皇后无子,贵妃幼子继承大统,将会出现皇后与母后专政间的矛盾,他设想出一个八大臣赞襄、两宫皇太后各执一印(皇后用“御赏”印、那拉氏代载淳用“同道堂”印)的政治体制,以求达到互相牵制的效果,这是咸丰帝死前的精心安排。谁曾想到,他将六弟奕訢排除在体制之外,使之不能参与朝政,这就开启了政局不稳的先兆。
  咸丰帝死后,肃顺等赞襄王大臣深知身为皇子生母的西宫那拉氏潜在的政治危险,就采取了“抑西扬东”的策略,从礼仪封号上先后为东宫、西宫封号,以示嫡、庶之别,通过对西宫的贬抑,以图分化两宫皇太后。迫于情势,西宫慈禧太后不仅主动拉拢东宫慈安太后,还联合此时在京师与英法联军谈和的恭亲王奕訢,内外联手,最后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,不仅使双方生命得以保全,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续。同治初年,奕訢以议政王名分主持朝政,实握相权。慈禧太后实握帝权,把持朝政,出现了帝、相、后并存的政体,这种以太后之尊听政的慈禧慈安两太后、年少软弱的载淳帝、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间构建的三角政治格局,既有临时稳定的因素,从长远看又使清廷最高层具有一种不稳定的因素。
  慈禧和奕訢之间在达成某种默契的同时,也潜伏着一种难以消除的权力矛盾。直至1865年,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礼仪之名,取消议政王名号,收回了相权。1881年,慈安太后暴崩,慈禧太后得以一宫“垂帘”,独揽朝政。为进一步去除绊脚石,在1884年中法战争酣战之际,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为名将其逐出军机处,重新改组军机处。没有了任何制约和牵制的慈禧太后更加无所顾忌,为所欲为,内政外交更加腐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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